王國剛：推進中國經濟學繁榮發展的三個要點 寫在習近平總書記“5.17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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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來源：中國社科院研生院在職課程招生網 關鍵詞：
王國剛：推進中國經濟學繁榮發展的三個要點 寫在習近平總書記“5.17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際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這是中共90多年歷史中，黨的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專門系統就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所作的重要講話。講話立意高遠，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來說，既明確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前進方向，確定了目標、任務和需要著力研究的問題，又切中時弊，找準了存在的問題，并從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高度闡明了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徑。
講話可以從多個角度理解和解讀，從推進中國經濟學繁榮發展看，有三個要點需要把握。
一、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使命
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民之學，由此決定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為什么人”和“研究什么”的問題。“5.17講話”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核心要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為什么人”?既包括人民大眾，更應強調中國人民的利益。從前者而言，經濟學研究一旦離開了人民大眾這一基本定位，只為少數人服務，就既不可能“經世”也不可能“濟民”，也就失去了經濟學的價值取向。從后者而言，在當今國際社會，人民大眾分別隸屬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著明顯的利益差異，因而就需要將“人民大眾”具體化。
在這方面，可舉出的例子很多。例如，2005年以后，面對中國對美國貿易有較大順差，國內就有人認為，中國應對美國的失業率上升負責。殊不知，在這種不對稱的貿易關系中，中國不僅向美國提供了大量價廉質優的產品(從而美國消費者得到了大量消費者剩余)，而且又將貿易順差的巨額資金以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提供給了美國使用。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在于，美國以各種借口禁止(或嚴格限制)高科技產品向中國出口。又如，在2003年，美國等發達國家一反此前的常態，與其他發達國家聯手突然提出，中國GDP被嚴重低估，要求中國運用行政機制提高人民幣匯價。國內也有人隨之附和，疾呼人民幣升值。殊不知，一國的匯率制度從而匯價屬于該國的經濟主權范疇。當時，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爭議在于，是運用行政機制形成還是推進市場機制形成，而不應簡單聚焦在匯價水平的高低上。在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復雜多變，從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發，各種指向中國的說法和輿論也將增多。在這種背景下，更需明確和堅定“為什么人”中的中國立場。
經濟學并非經濟知識的堆砌，它的邏輯力量和信服力來自于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中各種經濟現象的本質內容、客觀規律和內在機理的揭示。經濟規律是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中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聯系，是經濟現象中的本質表現。經濟學將這些規律上升到理論層面認識，形成了經濟學的原理。
講話指出：“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使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立足中國的經濟實踐，探求經濟活動、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中的本質內容、客觀規律和內在機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經濟總量穩居全球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我們已經提煉概括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理論概念和主要原理與之相差甚遠。這既令中國經濟學學者們汗顏，也意味著推進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創新發展有著廣闊的空間。
二、在傳承中創新
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經驗，推進中國經濟學形成的探索已有幾十年的歷程。但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左”的思想影響，經濟學界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應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產生，由此，國外的經濟學僅供批判，不能借鑒。似乎中國經濟學應從零起步且不應吸收國外已有研究成果。這使得中國經濟學研究走了一段彎路。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推進中國經濟學研究過程中，一切以西方經濟學原理和認識為圭臬的傾向也有所抬頭，以至于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了“兩張皮”的現象。一方面，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發展;另一方面，以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甚至連經濟學的寫作格式都以西方范式為基本規范。對此，講話強調：“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鑒，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態度”。
事實上，每個理論體系都是在傳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通過對新的實踐經驗總結而形成的。在吸收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馬克思經過潛心研究，揭示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和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總結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成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于1890年發表了《經濟學原理》，保羅·薩繆爾森于1948年發表了經典教科書《經濟學》。可以說，沒有傳承，不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創新發展。經濟學的概念、原理和理論體系既不是一代人更不是一個人所能創立完善的。
毛澤東曾經指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應是中國經濟學傳承創新的基本遵循。傳承意味著站在前人的肩上，傳承的目的在于創新。傳承是一個既吸收又揚棄的過程，即保留“古”、“洋”中的精華，摒棄其中的糟粕，并用建立在新實踐基礎上的新認識、新原理予以修正。理論創新有多種方式，既表現為創立一個新的概念、范疇、原理和方法，也表現為搭建一個新的理論框架、理論范式和理論體系。
一個值得關注的情形是，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學家從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有益認識，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迄今依然缺乏系統的梳理，幾乎無人從事中國經濟學史研究，將其中具有共識的成熟的概念、范疇、原理等綜合上升到理論體系。這是導致中國經濟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的一個主要成因。鑒此，在傳承中創新，應鼓勵“久久為功”的精神，從點滴做起。
三、堅持問題導向
經濟學并非說教之學，也非說道玄學，而是致用之學。它來自于經濟實踐，又指導著經濟實踐。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緊緊圍繞中國的經濟實踐，以問題為導向，破解實踐中的難題，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學是在不斷破解實踐難題中創新發展的。
堅持問題導向，首先要認識問題。只有認識了問題，才能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經濟實踐中的問題是立體的，它既有矢量，又有時空，還有數量。在認識問題中，與數量關系相比，價值取向(即矢量)占居優先地位，即只有把握好了問題的方向，才能進一步把握問題時空關系和數量關系，否則，將南轅北轍。
在中國經濟實踐中，有些問題是難以用數量關系予以分析探討的，也有些問題用數量關系予以研究將耗費很長的時間和巨大的代價。例如，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改革開放決定，是用數量關系無法論證的;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原先的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也難用數量關系予以論證。
在近年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重數量輕矢量”傾向，實際上削弱了經濟研究中的創造性。對此，“5.17講話”指出：“如果用國外的方法得出與國外同樣的結論，那也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在經濟研究中，數量關系(包括絕對數、相對數和數學模型等)是為論證理論觀點服務的，離開了思想性，數量關系就失去了論證的方向和價值。當然在分析問題中，數量關系占居重要地位。
多年來，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數理分析彌補了過去簡單演繹推理的種種缺陷，甚至引致了原理的修正。但數理分析建立在諸多假設條件基礎上，舍去了條件分析、流程分析和效應分析等，數理分析將陷入誤區。因此，各種分析工具不可或缺。
解決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落腳點，它不僅要求提出的研究問題是真實的，而且要求研究的結果有助于問題的克服和解決。因此，對策研究或政策建議應屬于經濟學研究的構成部分，它的學術價值并不低于機理研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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